新闻语言应用 | 甘于恩：新闻报道中的文风问题

新闻报道中的文风问题

甘于恩

文风问题既关涉新闻从业人员的道德观念、职业理念，也是一个语言问题。需要指出的是，现在在新闻界，老一辈新闻工作者所倡导和体现的“实事求是、朴实简练”的优良文风开始有所淡漠，而一些格调低下、捕风捉影的写作风格却很有市场。新闻报道中的文风问题确实到了非重视不可的地步了。

新闻报道中的文风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1缺乏深入一线的实干精神，以及实事求是、过细地调查细节的敬业精神。

仅凭借道听途说，靠想象发挥。写作时粗枝大叶，得过且过，报道的内容经不起推敲。

现在是信息来源多元化的年代，不少资料无须记者跑上跑下，在网上就可以获得，单凭此写一些小文章，并不是什么难事。但是，《羊城晚报》是一份在省内外甚至海外都颇有影响的大报，如果纵容这种偷懒的报道方式，对其形象将造成负面的影响。

说实话，有些官方网站由于管理的问题，不少数据已是“陈年老帐”了。要是用这样的数据来立论，显然非常危险。

还有的记者习惯于依赖“报料热线”。报料热线对于记者了解突发事件，无疑提供了线索，但要是不做深入的调查，不做核实，出错就可能成为家常便饭了。笔者在“文字诊室”栏目上发表的《算术问题》讲的就是这类问题。

2缺乏“以人为本、一切从读者出发”的新闻理念，不尊重报道对象和读者的现象时而发生。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报纸，竞争极为激烈，“以人为本、尊重读者”必须成为报纸的基本方针。在这点上，建议《羊城晚报》对员工开展一次这种性质的基础教育。有两件典型的例子可以说明开展这类教育的迫切性。一是《羊城晚报》最近的一篇报道将一灾难中的报道对象称做“自掘坟墓”（见2004年8月24日A9版），很能反映出新闻记者人文精神的缺失；另一是报社的财务中心将笔者稿酬单的姓名两度弄错，一次写成“甘于思”，另一次则写成“甘子恩”，让笔者颇感烦心，担心下次也许要将笔者的名字错成“甘干恩”。照说笔者也算得上《羊晚》的老作者，想不通为何一误再误？而且有关人员亦无动于衷，未有任何歉意的表示。作者既是报纸质量的支柱，也是特定的读者，想来提倡对他们尊重，应不是过分的吧。

至于在技术层面强调尊重读者，其实也是报纸人文性的具体体现。《版面排序与容易阅读原则》讲的就是这个问题，可惜报纸对此似乎并不太在意。最近的《北京人抢救广东音乐》（2004年9月26日A7）又把第四节排到了第三节上面。还有一些配图报道没有标题（2004年5月29日B1娱乐新闻、2004年11月4日C7楼市周刊），都对读者阅读构成了不便。

3片面追求见报率，一稿多投，浪费有限的版面资源。

记者以文谋生，讲发稿率，本无可非议，但“君子爱财”，须“取之有道”。一篇同样的或近似的文章在不同地方刊发，这不单是文风问题，还是品行问题。曾经见到一篇文章在《羊城晚报》发表，第二天又登在日报上，笔者便以《投稿自律与尊重读者》为题对此予以批评，认为一稿多投或一稿多刊等于无形中剥夺了其他作者发表意见的权利，是对游戏规则的破坏，也浪费了有限的阅读资源，更是对读者阅读权利的侵害。

可是近来又见“脚踩两条船”的现象，一则《南澳渔民连钓三条赤嘴鮸》（《羊城晚报》11月4日A18版）以类似的标题登在同日的日报上。笔者除了说句“冇眼睇”（粤语：看不过眼）之外，实在无暇再说什么了。

4缺乏缜密的逻辑思路和起码的逻辑知识，作品经常出现概念使用不当、判断不合理、推理缺少依据等逻辑问题。

新闻讲求时效性，但这不能成为报纸不讲逻辑的借口。实际上，不少新闻的经典作品，往往是逻辑性强、富说服力的名篇。说到底，记者编辑还是要不断学习，力避逻辑偏误。笔者在“文字诊室”上写了几篇短文谈这方面的问题，可是以偏概全、捕风捉影的情形仍然见诸报端，像《羊城晚报》今年9月16日A7版报道《香港酒店房价黄金周平过节后》就是一个例子，光看标题，读者真的以为香港“十一”期间房价会很低廉，其实并非如此，内文是这样写的：

10月1-4日的香港四星级酒店平均价格在700-800元左右，4日后则飙升到1000元以上。三星级酒店黄金周价格则在300元到700元左右，价格比节前有明显升高。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概念不清，“4日（后）”是指“10月4日”还是“4天”，读者无法判断；二是以偏概全，即使“4日后”是指4天后（即10月8日），我们也不能据此推出“酒店房价黄金周平过节后”，因为更多人帮衬的三星级酒店“价格比节前有明显升高”，怎么能说“房价黄金周平过节后”（除非人人都住四星级）呢？

5知识贫乏，不时出现常识性的错误，误导他人。

记者编辑多数出身文科，这大概是没有疑问的。可是报上存在的知识性错误，有许多是属于人文学科的，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却一个个成为“漏网之鱼”，实在令人遗憾。其中的因由，跟作者在写作时凭印象下笔，不愿勤查工具书有直接的关联，也与编辑缺乏责任心不无关系。

《羊城晚报》今年10月21日A20版有篇专稿，题目是《“女强人”商场领风骚》，报道世界各地的女强人，有一节的标题是《新加坡第一夫人站前列》，内文说：

现年51岁的何晶毕业于美国名校斯坦福大学，她如今的另一个重要身份是：新加坡第一夫人。随着夫婿李显龙就职总统，虽然事业有成但一向低调的何晶也被推到台前。

所述至少有两处需要更正：一是李显龙不是新加坡总统，而是新加坡总理；二是新加坡总理夫人不可以称为“第一夫人”，因为新加坡另有总统，总统夫人才是“第一夫人”。作者对新加坡的政治体制缺乏了解，酿成了这样的常识错误，编辑亦浑然不觉，无形中误导了读者。

再举一例。《羊城晚报》今年9月26日A12版报道《儿童色情狂判监100年》，很吸引读者注意，可依然牵涉到常识问题。文中说“这宗骇人听闻的儿童色情影片邮购案牵连甚广，除了主犯马里斯卡伏法……”则涉及法律体制的差异，我国的法律规定有期徒刑最多为20年，20年以上则为无期徒刑或死刑，而有些外国有期徒刑则无此限，可以多至几百年甚或上千年（尽管以人的生命来说不可能活那么长），所以文中的主犯马里斯卡并不是“伏法”（“伏法”是“被执行死刑”的意思），而是如标题说的“判监100年”。

6不讲修辞，语言风格欠缺协调性，语句重复罗嗦，缺乏连贯性。

著名语言学家詹伯慧先生曾说过，新闻从业人员要学习语言知识，要讲究修辞，这样写出来的文章才层次分明、富有文彩，才能更好地为内容的表达服务。然而，写作不注意修辞，恣意下笔，在某些记者中已很普遍，主要表现为三个“随意性”：语言风格的随意性，文言风格与口语风格混杂，庄重风格与俚俗风格杂糅，标准语风格与方言风格交织，形成不伦不类的叙述格调；结构的随意性，不讲究谋篇造句，文章缺乏布局的层次性，内容没有前后呼应和必要的过渡。这样写出来的新闻作品自然无法给读者以震撼力和美的享受；遣词的随意性，文章写成之后不愿多改，句式散漫，“水分”多多，好用流行词语和生造词，对读者理解文意构成障碍。

如果细而言之，文风问题当然还不止上述这些，笔者所谈的无非是些较具典型性的事例。要使报纸的文风问题有根本的改进，关键的还是要领导重视、措施得力，作为写作主体的记者也要加强自身的修养，多阅读一些有关新闻写作的书籍，从各方面来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这样的话，一股健康、清新、朴实的文风一定可以在《羊城晚报》占据主流的地位。

（原载羊城晚报《新闻界动态》）

往期美文链接：

编辑：静  静

责编：老  甘